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插队之前的那些事(二)  

2012-03-02 10:51:26|  分类: 插队生活追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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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9年那些事

回想69年的事,有一个起点,4月1日。在此之前的事情,记忆并不清晰了。比如,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初中的?也记不得了。我曾经专门问过几位姐姐,她们也不记得。我自己估计是在66届初中离校(已经推迟2年“毕业”)之后,我们这批69届初中生才能安排入校,大概是在68年下半年吧。我记得没有收到入学通知书,只是看到居委会张贴的通知,各个到校报到。不过也怪,我家楼上楼下有三位69届初中生,我到了打浦中学,另两位则到另一所初中报到,不知何故?是否当时有所选择,不得而知。

打浦中学是一所完中,但不是一所好中学,学风极差,没有班主任,有三四位老资格红卫兵(高中生)来管理我们。一节课能够安静听十分钟就ok了。教师虽然努力,不过没有权威,红卫兵要管理教师。

为什么要把4月1日当作一个起点呢?因为那天晚上,我们这批最年轻的红卫兵当晚被叫到学校去(同学间互相叫)。到校后,开始组织校内操场上转圈游行,庆祝“九大”召开。打浦中学的造反派把热情传递给69届新生。次日上午,又组织一次,规模更大,从打浦路兜到顺昌路,走了三小时,才回到学校。一路走,一路挥动标语小旗喊口号。回校后,因为兴奋,忘却疲惫,还觉得不过瘾。这是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参与在大上海的上街大游行。从那以后,69年有不少事还能清醒记得。

社会上,“九大”之后,军队对地方的影响力量迅速增强,公众的关注点逐渐从国内矛盾转移到中苏矛盾方向去了。校内,老资格红卫兵逐渐“毕业”,向工矿、农村转移了。校风开始有所好转,新生班开始有了班主任,能上几堂课了。好像英语没有教完26个字母,数学没有教完有理数,语文老师是班主任,所以课堂上稍好一点,但也没有教完一本教科书。好景不长,五月下旬到六月上旬,学校安排我们去“学工”。班主任带队,领我们到位于中山南路的一家木材包装箱工厂去参加劳动。劳动并不累,像玩一样。尤其是工间休息,班主任与我们一起打羽毛球,很刺激,很开心,很有瘾。

那年暑假比较长,但也没留下一点记忆。暑假后,班主任带我们到浦东杨思农村“学农”去了,大概与当时的备战背景有关。到了农村,住在农舍仓房里,打地铺,铺一层稻草当做床。农活也不累,像玩一样。新鲜的是吃食堂,男女生在一起吃饭,打打闹闹的,其实很开心。特别开心的是班主任与我们同住,每天入睡之前,我们就缠着他讲故事。他每天只肯讲一个新故事,而要我们之中的一位同学复述旧故事。至今我还记得班主任老师讲故事的声调,(为了节电很早睡觉。睡前关着灯听故事,所以看不到他的肢体语言)。故事的内容,大致是“三言二拍”里的小故事,诸如吝啬、败家之类的人物与事情。在那个年代,知识分子是很小心的,不会去宣传涉及“封、资、修”的东西。虽是点滴古代事,对我们来说,还是感到新鲜。我们与班主任的关系继续升温,他完全胜任管理我们这批“红卫兵”了。(在那段时间,李志文同学与我关系密切,同睡一铺。以后,他到江西插队。再以后,也失去联系,现在不知还能联系上否?)

返校之后,我们几位同学打听到班主任的家庭地址,悄悄地去“看望”(玩),或许这就是一种天生具备的坏习惯——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到他家里后,感觉到没意思,赶快退出,再也没去过。这已经是69年11月了,前几届高中生与初中生陆续离开中学,走到社会上去接受“工农兵再教育”去了。我们69届初中生也没有得到一张安静的书桌,参加各种欢送会,接受“毕业”之前的前途教育。(来自松江县的69届插兄妹则分批离校了。)

那时已经有了一些文化体育活动点缀上海的城市形象。记得在那年,我曾多次想方设法弄到两张票,叫上苏军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到虹口体育场看过几场国际足球比赛,现场看球的气氛是特别的,可以释放很多力气;看完球,还要在人山人海之中找到暂存的自行车,疾驶回家,饿着肚子上床睡觉。可怜,当时的条件就是这样。可是至今四十多年了,条件好多了,可是再也没有到现场看足球。真遗憾!

还有深夜排队买样板戏的票,也有印象。曾多次在当时上海的一流舞台上看到“世界级”名角演唱样板戏,有京剧、芭蕾舞、钢琴合奏。但也有一次,因为“倒卖”戏票被工宣队抓起来训斥一番。至今也有四十多年了,没有到现场看大型演出。当年,一个穷孩子可以看大戏、看大球,主要是票价低。一场足球两三毛钱,一场戏也不过如此。“倒卖”一张票是一块钱,还可以再去看下几个戏目。要知道,排一夜队,也不一定能够买到两张票。排队的人极多,插队也极多,小孩子总是吃亏的。所以,低票价也有问题。写到这里,又想起孩提时的看戏。刚进小学的时候,家在永年路的一条小弄堂里。弄内有一家小戏院,是由古代庙宇改建的。整年演出一些古装戏。我们一些小孩总能“免费”看戏。那就是从舞台下面转来转去,总有一个通道进入演员待命室。有时,演员在台上,算作幸运,马上可以进入戏院里;有时演员还在饮茶养嗓,就有点惨。后来,长大一点了。家里有戏票,也有我的份了。有一次,到文化广场看大型歌舞史诗《东方红》,一边看“诗”,一边睡。“诗”演完了,我一路跑回家。还有一次,是国庆节的下午,由于起早上人民广场外围看大游行,精力耗尽。在嵩山剧院看战斗电影也睡了大半场。可见,好动的男孩,适合于有参与性的文体活动。

寒假之后,69届初中很快进入“上山下乡”的动员教育活动之中。学校完全由“革委会”管理了,红卫兵只好坐正学生的位置。70年3月24日,打浦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一批24人坐上火车奔赴松树沟。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书,也没有拿到初中毕业证书(在我记忆之中),但有喧天的锣鼓声和满地的红旗,送我们离开了故乡。

整个69年,我最想念的人物是——我们的班主任朱乾坤老师。在此喊一声:朱老师,想您!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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