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，3月17日，对一批上海老年人来说，就是一个纪念日。在1969年3月17日，他们作为知识青年从上海出发，前往黑龙江逊克县农村“插队落户干革命”。在昨天的知青微信群里，看到一些留言，感慨当年的往事，流露出老年人的许多惆怅。
我与其中的一些知青保持着不经常的联系，听到过他们的言谈，也知道一些他们所做的值得敬佩的事，我把他们简单地归纳为乐天豁达有担当的老同志。在知青生涯回忆与自身体验方面，我与他们有着很多共鸣。但是，一想起插队初期的那段日子，他们不免伤感，我也暗自抽泣。
我是在1970年3月20日离开上海，赴逊克插队的。作为69届首批插队知青，我与我的同伴几乎全部是不经动员，自发自觉报名的，可谓决心之大，觉悟之高。但是，火车一开动，车厢里就立刻传染开难受与迷茫的情绪。待到目的地，更是绝望的心情占据身心。不适应，很不适应。有问题，有很多问题。物质上的各方面困难，无法承受；超强度的体力支出，难以支撑；精神的空虚，十分渴望得到一些满足与自尊；更可怕的是前瞻无望。那我们当时是怎样过来的呢？
于是，就要说到我们自豪的地方：经受的考验，维护的自尊，宝贵的阅历，理性的见识。虽然，付出了很大的代价，总归得到了许多。只是就个体而言，难免有差别。
我认为，我们对插队生涯的回忆，在各个年龄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。早期（八十年代），记忆深刻的是插队之痛；中期（九十年代），想得更多的是对比插队之得失；后期（新世纪），则是更乐观地回顾插队生涯。这些变化固然与年龄段有关，但更多原因是，比照各个阶段年轻人的精神面貌之后，做出的条件反射。为了符合我们自己的成长观(人生价值观），我们在对插队经历总结回顾时，会主动地积极地修复某些记忆，而对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那部分，进行修饰或处理，试图以此得到传承家风的话语权。
这样做，有错吗？我认为，不错。任何历史陈述都是有思想的，隐含主观目的的。我们莫能概外！我们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，就是一种理性，就是不盲目。
但是，到了“纪念日”，我们还是会打开脑海深处记忆闸，涌出许多当年的委屈与愤懑。说明我们毕竟是凡人，亲身经历之深痛，也可以说说，尤其是对同人以及善意待我的人说说，特别有必要的是对年轻人说说。老一辈之痛，是民族之难。但要兴邦，必须不忘痛，不忘难，要拿出勇气，克难攻险，要有主见，要有信仰，要有大局观，要有国家意识，要有献身精神。
我们知青在各自生涯中形成的积极方面，可以作为后世之鉴。抽泣一会儿，就行了。不如大笑此生有一爽：我们插队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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